伊扎克和我曾多次讨论阿尔罗佐罗夫。他认为阿尔罗佐罗夫是一颗正在冉冉升起的新星，很可能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起重要作用。他完全相信斯塔夫斯基是凶手，这是个普通的假设；我们都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件事虽然悬而未决，但我们都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就是这么回事。不管是谁杀了阿尔罗佐罗夫，总是修正主义者们创造出一种气氛酿成了他的死亡。他们散布邪恶的谣言，撰写大量文章，称他是纳粹同党。
那天晚上清晰出现在我脑海里的或许正是阿尔罗佐罗夫。朋友们告诉我，我坐在自己平时坐的那把椅子里。我知道周围的人们正在仔细地考虑如何安排葬礼。你不可能有条有理，想出该怎么办。以前从未出现过谋杀以色列总理的事。伊扎克在医院里，明天上午将要把棺椁运往耶路撒冷。伊扎克所信赖的军事助手丹尼·亚特姆说，葬礼将延期到下星期一，等克林顿总统和世界其他各国首脑到了之后再举行。大家在说话，我说“行。”埋在赫茨尔山，我说，“行。”可为什么发生了这种事？我们将灵柩停在议会大厦前面等待国葬。“行。”可我还是搞不懂……
想睡觉似乎不太可能，但4点钟左右医生给我喝了一点淡酒似的东西。我终于觉得筋疲力尽。达利亚、诺娅和我瘫倒在同一张床上——但那一夜，似乎不是在睡觉，而是某种意识麻木。
我醒来之后的第一句话就是，“昨天夜里发生了极其可怕的事，对吧？”起初我觉得没准儿是达利亚，因为她最近生过一场重病。接着我想起来了：伊扎克。
在日光中，我想起两星期前发生在纳塔亚附近温盖特体育学院的一件事。伊扎克参加那里举行的一次活动，但却被一撮极右犹太人的闹事给破坏了。在这一事件中，一个人出人意料地倒在演说台上。伊扎克正站在那里。我从广播中得知可能是伊扎克遭到了袭击，我焦虑不安地给他打电话，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伊扎克轻描淡写。“有个人朝我冲来，”他说，“不像他们所说的那么严重。”
后来，我在电视新闻联播上看到一名保安人员的确把这个人举起来放到离伊扎克远一点的地方。保安人员像挪包裹似地将他挪开。令我觉得不是滋味。对于伊扎克身边的人来说，这本应该是一种警告。要是你问伊扎克是否感到威胁时，他会说，“绝对没有，我认为没有人想将我置于死地。”接受电视采访时，记者们不断询问有人扬言要干掉他一事。他则说，“来吧。”将威胁轻轻拂去。
昨天夜里是多么不同，没有吵吵嚷嚷的破坏活动，只听说有一个小阿飞在停车场的阴影里徘徊。据说他在那里鬼鬼祟祟有半个多小时，他和警察聊天。一个不会造成危害的犹太同胞。他通过麦克风听伊扎克唱《和平之歌》。他像个想同伊扎克握手的小伙子，也许他甚至是化装了的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的一名特工人员。毕竟，千名保安人员和警察彻底搜查了广场，千名保护者，伊扎克仍然一动不动地躺在伊赫洛夫医院。直至梦魇发生之前，没有人把威胁当真，没有人真正从内心深处相信一个犹太人竟然会谋杀自己的总理。（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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